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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翻譯工作座談會暨中國翻譯協會成立30周年紀念大會將于12月6日在北京召開，本人有幸受邀將代表廈門精藝達翻譯公司參加這次會議。對這個時隔61年才召開的高級別的全國翻譯工作會議，譯界有很多期待。為收集譯界對本次大會的建議和期待，在與崔啟亮教授等商議后，我通過新浪微博向譯界公開征集建議。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了全國翻譯界很多朋友們的鼓勵和支持，@崔啟亮-北京ISTQB、@Arthurye、@趙杰BLG、@譯思銘、@翻譯技術與教學、@一本詞典、@譯之道、@譯者陳召強、@James魏志成、@譯之道、@王理行等都通過微博或郵件提出了很好的意見。
1999年國家版權局發布的《出版文字作品報酬規定》第六條“基本稿酬標準”對出版文字作品報酬規定：原創作品30～100元/千字，翻譯作品20～80元/千字。這種標準20多年不變，已經嚴重阻礙了出版翻譯乃至整個翻譯行業發展。譯界強烈呼吁取消這種計劃經濟的殘余，讓翻譯服務回歸市場。如果“取消出版界的翻譯指導價”的建議不可行，應將“取消”改為“修改”。國內出版社和書商將1999年這條規定視為剝削譯者勞動的尚方寶劍。按這20多年中國通貨膨脹的情況，建議是將上述這個“稿酬標準“提高10倍，而且不規定上限。同時，按國際慣例，對書籍翻譯指導合理的版稅。這樣才能鼓勵翻譯提高質量，多出精品，并提高翻譯出版整體質量。
國家規定的翻譯指導價格背離現實，譯費稿費的個稅稅率更為離譜。當前的兼職翻譯和自由譯者的譯費收入被作為勞務報酬所得，即指個人獨立從事各種非雇傭的各種勞務所取得的收入。其適用比例稅率，稅率為20%。對勞務報酬所得一次收入畸高的，可以實行加成征收，如30%、40%、50%或更高。此外，稿酬和勞務費的起征點過低，現在沿用的稿酬和勞務起征點是800元，這還是30多年前定的標準。這樣的稅率和這樣的起征點，怎么促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好作品從何而來？
隨著翻譯行業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譯者成為了專業的自由譯者，他們專業在家從事翻譯工作，即翻譯不是作為第二職業，而是他們的唯一職業。如同自由撰稿人一樣，稿費收入成為他們的唯一收入，這與作為第二職業(偶然勞務所得）的收入完全不同。電視臺主持人跑穴代言等所得可以視為偶然勞務所得，自由譯員的譯費收入則與個體工商戶和小規模納稅人一樣，應該適用更低的稅率和更高的起征點。建議參照小微企業和個人的營業稅減免方式征收，即自由譯者月營業收入在2萬元以內或500元/日免征營業稅。
據部分翻譯公司反饋，北京部分翻譯公司納入了營改增范圍后，稅收不降反增。涉及翻譯公司營業額超過500萬元企業，地稅是5.5%營業稅加所得稅，現改6％增值稅加所得稅。由于翻譯公司能夠抵扣的非常有限，所以實際上增加了稅負。這顯然與營改增的初衷背道而馳。翻譯公司支付給供應商（特別是自由譯者）的譯費應當要能夠作為采購費用進行抵扣，即使是供應商不能出具發票的情況下。希望中國譯協抓緊調研翻譯企業營改增的利弊和翻譯企業的應對措施。另外，翻譯行業是否算文化產業呢？國家對文化產業有優惠但至今惠及不到翻譯行業。
建議中國譯協通過各種方式為翻譯企業爭取財政政策和資金支持。在國家和各省市對多個產業如動漫、創意、軟件外包等實施財政補貼等大背景下，翻譯產業要有大的發展，也需要政策支持。建議將翻譯行業納入文化產業，給予鼓勵文化產業發展的各項政策優惠。此外，對于企業建立翻譯專業學生實習基地、合作建立人才培訓基地等給予資金扶持，對于重點文化翻譯項目給予補助，對于翻譯企業自行開發或購買管理和工具軟件給予補貼，對于翻譯企業創匯給予軟件服務外包的相同優惠，等等。這些措施將能夠鼓勵產學研結合，鼓勵人才培養和企業研發投入，利于行業的長遠健康發展。
由于人文翻譯人才匱乏和人文翻譯精品力作減少，人文翻譯領域出現了慘淡景象。這里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翻譯作品不作為學術成果。在中國的學術評價機制中，有一種約定俗成的慣例，那就是在考量學術成果時，重原創，輕翻譯，“翻譯不算成果”成了學術評價慣例。其實很多翻譯工作也是一項原創性很強的活動，好的譯作融入了譯者在該領域內的研究成果，體現了其專業素養。因此，重要名著及學術理論著作的翻譯，應當作為學術成果，尤其在人文領域這種必要性更加凸顯。
建議完善現有的學術考核及職稱評定體制，改變過去將翻譯作品一律不視為學術成果的做法，將正式發表的翻譯作品納入職稱評定等參考體系。
人文翻譯事業不能完全按照市場規律運行，需要對其進行一定的政策支持和財政資助。這種做法在世界各國相當普遍，如法國就在世界上超過70多個國家設有出版資助計劃(在中國設有“傅雷獎”)，而且幾乎每個歐洲國家都有這種對外翻譯的資助項目。我國許多知名翻譯家都得到過國外相關獎項的獎勵，如1987年草嬰獲得前蘇聯高爾基文學獎，1995年林秀清獲法國文化部頒發的外國文學翻譯獎，1996年黃源深獲澳大利亞政府授予的文學翻譯獎等等。這些卓有成效的翻譯家卻因國內無相關獎項而鮮有在國內獲獎。鑒于翻譯的特殊性及翻譯產業的迅猛發展，季羨林等專家一直呼吁設立“國家翻譯獎”，以鼓勵優秀作品的譯介。翻譯獎項的缺位，無法發揮翻譯界的標桿作用，使譯者不僅經濟上得不到應有的回報，社會價值也得不到充分的認可，進一步喪失了提高翻譯質量的動力，無益于翻譯事業的發展。翻譯獎項的設立，將有助于鼓勵更多像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的譯者一樣的優秀外國譯者投入到翻譯中文作品的工作中，更好地向世界推介中國文化。
隨著語言服務產業的發展，其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日益顯現。中國譯協已經在爭取將包括翻譯服務在內的語言服務業納入國民經濟統計序列，希望能夠這次大會能繼續推動。
中國譯協的職能已經從重學術的學會向學術和行業管理和服務并重的行業協會轉變，各省市譯協還存在很多不規范的行為，如以協會對外承接翻譯業務等，與翻譯服務企業形成競爭。譯協與翻譯企業進行市場競爭，不但違反了國家關于行業協會的相關規定，削弱了各地譯協作為行業協會的公正性，客觀上損害了會員企業的利益。
不少翻譯公司反映，在一些地方，出現了政府部門特別是司法部門（含公證機構）、公安出入境部門指定有利益關系的翻譯機構作為指定服務機構，不承認和不接受非指定機構的譯文，甚至不承認異地合法或者指定翻譯機構的譯文。這些行為的背后是利益驅動的壟斷、部門保護主義或者地方保護主義，它阻礙市場競爭，也侵害消費者的權益。期待中國譯協與這些部門交涉，糾正這些違反法律法規的做法。在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下，按照統一的標準，選擇符合條件的翻譯機構。
如果取消定點翻譯機構的做法目前不可行，則至少應改為取消地方保護主義，就是說目前一個地區或城市可以暫時指定或定點幾家翻譯機構，但這些機構出具的譯文應在全國通用，而不是客戶找了上海某家政府定點的翻譯公司，拿到北京去用，被告知說不行，必須到北京某幾家定點翻譯公司。
為更好解決高校翻譯研究和翻譯教育與職業翻譯工作的接軌問題，彌補高校翻譯實踐課程師資力量的不足，建議取消高校翻譯實踐老師必須是博士或碩士才能講課的規定，取消企業碩士導師必須是高級職稱的規定。這項改革將有利于促進校企合作。
翻譯的歷史雖然很長，但作為一個服務產業，盡管已經有了很多從業人員和很多作品，但還是一個很弱小的產業。做大做強翻譯產業，除了需要我們從業人員的各自努力外，還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上面這些建議集中反映了翻譯服務企業和廣大翻譯工作者的心聲。我們不期待一次會議能解決全部問題，但期待這些呼吁能引起中國譯協和國家有關部門的重視，并逐步落實解決。